「因不懂日语，笔录应属无效」之误解：经由翻译制作之供述笔录，其分量何在

进入公判阶段后，时有委托人希望主张：「受讯问时不懂日语，未理解内容即签名，故该笔录无效。」此种心情固可理解，惟此项主张单独成立者，实务上并不多见。本文谨梳理：经由翻译所制作之供述笔录如何被处理，以及何以制作阶段之应对具有决定性意义。

核心要点

• 经由翻译制作之供述笔录，若有签名、盖章，亦得作为证据之书面加以处理。
• 事后主张「当时并未理解」，仅属争执笔录任意性、可信性之一项情节，并不当然导致无效。
• 笔录中多留有由翻译人宣读之记载，故事后否认往往伴随困难。
• 有效之争执方式，为讯问之录音录像、翻译人之资格与译语正确性，以及笔录记载与客观证据之龃龉。
• 最为确实者，仍系于制作阶段确认内容，对无从认同之笔录拒绝签名。

供述笔录以签名取得效力之基础

记录被疑人供述之书面，依刑事诉讼法第322条，于一定要件下得作为证据。该要件之核心，即供述人之签名或盖章。既有签名，原则上即认其已确认内容。

经由翻译人进行讯问者，笔录通例附记「经翻译人宣读后，供述人陈明并无错误」之旨。有此记载，则「虽经宣读惟未能理解」之事后说明，将被视为与记载相矛盾之主张，举证负担因而落于本人一方。

纵然如此，仍有争执之途

惟并非一经签名即全然无从争执。实务上，下列各点均得成为争点。其一，讯问设有录音录像者，得就实际往来与笔录记载之对应关系加以检验；有时可发现译语过程中语意已生变化之处。

其二，翻译人之适格性。中文因地域差异甚大，以母语为方言者而施以标准普通话翻译，细微语气往往流失。且法律用语之翻译需具专业性，日常会话之翻译难以周全。

其三，笔录记载与客观证据之龃龉。笔录所载之时间、地点、行动，若与通讯记录、监视器影像、交通工具使用记录相互矛盾，即为该笔录并非基于真实记忆之线索。

何以「制作阶段」具有决定性

上述争执之途虽属可行，惟均非易事。相较之下，于笔录制作阶段之应对，确实性远为更高。宣读之际若有语意不明之处，得当场指出并请求订正；若订正未获接纳，即得拒绝签名。未经签名之笔录，原则上不得作为证据。

于受身体拘束之环境中，本人独力完成此项应对殊非易事。正因如此，自逮捕之初即由辩护人反复接见，逐次确认讯问中被问及何事、又如何被记录，实属必要。本所所以采取松村律师亲自应对，并由精通外国人案件之中文专属翻译随行之体制，正为维持此项确认之精确度。

对在留之波及

供述笔录并非仅用于刑事程序。构成有罪判决基础之事实，于其后之退去强制程序中，亦将作为退去强制事由该当性与在留特别许可判断之前提而被援引。刑事阶段若记录下不精确之事实，该不精确即被带入入管程序。

例如，关于资格外活动之期间与态样之记载、关于有无使用毒品之记载、关于组织内角色之记载，均直接关涉入管法第24条各号之该当性，以及同法第50条第5项所列素行之评价。将刑事与入管一体设计之理由，于此亦见其端。

关于本所与解决案例

本所始终将讯问应对本身置于辩护活动之核心。

曾有当事人以特殊诈骗之取款角色遭多次再逮捕，本所彻底应对讯问，对不当讯问提出抗议，竭尽主张与举证，最终就全部案件取得不起诉处分。逐案确认何者以何种方式被记录之作业，正是分野所在。

另有一例：因兴奋剂取缔法违反（营利目的持有）遭起诉之案件，本所竭尽证据分析与反诘问，取得无罪判决。细致阐明供述变迁及其缘由，构成争点之核心。

本所之最大特征在于，松村大介律师自接见初动至公判结审，全程亲自担当，不交由事务员或年轻律师代行。本所亦常驻有精通外国人案件之中文专属翻译，区别于侦查机关指定之翻译人员，全程为委托人本人服务。刑事程序结束后之在留资格更新、变更事宜，本所亦与合作之行政书士联动，提供一站式咨询。

结语

「在不明所以之下便签了名」之经历，于外国人案件绝非罕见。惟该一纸日后影响深远。于讯问开始之前，或甫经开始之际，请即赐咨询。尚可挽回之阶段，必然存在。

另，本文更新于2026年8月，系基于该时点法令之一般性解说，个别案件请径向律师咨询。又，本文所述过往解决案例系基于个别情事，并不保证相同结果。

作者

松村 大介（まつむら だいすけ）／律师

第一东京律师会所属（登录番号：59077／2019年登录）

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（东京都丰岛区高田三丁目4番10号 布施大厦本馆3楼）

以中国籍委托人为中心，专注于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手续。曾获兴奋剂取缔法违反（营利目的持有）之无罪判决、特殊诈骗案件之不起诉处分，以及难度极高之在留特别许可等解决实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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