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留特别许可「其他」类型｜日本国籍丧失、家庭暴力被害、人身买卖被害、难病、高龄、儿童相谈所保护

在留特别许可的案例集把案件分为四个区分：配偶为日本人的情形、配偶为正规在留外国人的情形、与子女一同不法滞在的情形，以及「其他」。第四个区分件数最多，也最难预测。有人以日本人身份出生、在日本长大，却因家庭裁判所的一纸审判，被认定自出生之时便已不具日本国籍；有人在逃离配偶暴力的过程中未能办理在留期间更新；有人因重病无法登上返回本国的飞机；也有被父母放弃抚养而由儿童相谈所保护的孩子。本文按子类型梳理平成26年至令和6年「其他」区分的事例。这一区分本身的广度，正好证明「公开案例里找不到与我相同的情形，所以只能放弃」这一判断是错误的。

核心要点

• 「其他」区分的许可案例，涉及日本国籍的丧失、抚养具有日本国籍的亲生子女、家庭暴力被害、人身买卖被害、难病与后遗症与认知症、高龄且本国无亲属可依、儿童相谈所或儿童福祉设施的保护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大导致无法确保出国航班等，情事极为多样。
• 丧失日本国籍的经过不可归责于本人的案件，尤其是户籍上的日本人父亲与本人之间亲子关系不存在审判确定、致使自出生之时溯及丧失国籍的案件，11年间几乎每年都有许可事例公布，是稳定的类型。
• 人身买卖被害者的保护与其他类型不同，即使因摘发、警察逮捕或通报而暴露，同样获得许可，许可内容为以准备回国为前提的短期「特定活动」。
• 因难病、后遗症、认知症等而需要治疗或难以出国者，以「特定活动」或「定住者」获准，在留期间亦有达3年、5年的事例。
• 不许可一侧集中为六类：资格外活动、假装结婚、伪造在留卡、不法就劳助长、卖春相关、毒品犯罪。但毒品犯罪亦有获准案例，倾向并非不可动摇的标准。

「其他」区分是怎样一批案件

指既无日本人配偶，也无正规在留外国人配偶，也不属于与子女一同不法滞在，但从人道角度看要求其离境并不妥当的案件。

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案例集，在这一区分中，平成26年至令和5年每年刊载7件至8件许可事例，令和6年前半与后半各4件，不许可事例件数相同。其他三个区分以家族关系这一单一轴线整理，而这一区分则是「以家族关系之外的理由应当准许在留的情事」的集合。因此，准则评价要素中的人道上的考虑（第2之7）、入国经过（第2之4）、其他情事（第2之9），在此显现出最具体的样貌。

以下按子类型考察许可事例。案例集系匿名公布，本文亦保持其匿名性，仅依记载的情事加以整理。

许可案例分为哪些子类型

抚养具有日本国籍的亲生子女（含事实婚）

这是该区分件数最多、最稳定的许可类型。

平成26年许可第2事例（在日约9年、出头申告、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同年许可第4事例（因当局摘发而暴露，仍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平成28年许可第2事例、平成29年许可第1、第4、第5事例、平成30年许可第2、第5事例、令和元年许可第1、第2事例、令和2年许可第7事例、令和3年许可第3事例、令和4年许可第5事例、令和5年许可第2事例、令和6年后半许可第3事例，11年间未曾中断。令和6年前半许可第1事例的在留希望理由仅记载为「子女的监护抚养」，但可读作同一系列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。

有三点值得注意。第一，即使没有法律上的婚姻，也能获准。平成29年许可第1、第4事例与平成30年许可第5事例附记「有处于事实婚关系的日本人」，令和5年许可第2事例记载「与日本人内夫共同监护抚养具有日本国籍的亲生子女」。准则第2之2(1)(イ)所要求的，是对未成年且未婚的日本人亲生子女「相当期间同居并监护抚养」，并未把抚养者与日本人配偶之间的婚姻列为要件。

第二，有案例克服了暴露经过上的不利。平成26年许可第4事例为当局摘发，平成29年许可第1事例、平成30年许可第5事例为职员探知。在其他类型中出头申告事实上已成前提，而此项情事的分量，足以弥补因摘发而暴露的不利。

第三，许可内容以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为主，但令和4年许可第5事例与令和5年许可第2事例为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。相同情事之下所授资格可能不同，故申请时请求何种资格值得斟酌。

亲子关系不存在审判确定、自出生之时溯及丧失日本国籍

这是本人毫无可归责之处却失去在留资格、救济必要性最为明显的类型。

户籍上被记载为日本人父亲之子，以日本人身份出生，持日本旅券生活多年的人，日后因亲子关系不存在确认的审判确定，被视为自出生时即不具日本国籍。如此一来，此前的出入国在形式上成为不法入国，在留本身也成为不法残留。

相应的许可事例有：平成27年许可第4事例（「日本人配偶者等（1年）」，在日本出生并获日本人亲生父亲认知）、平成28年许可第6事例（父子均为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平成29年许可第6事例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3年许可第4事例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4年许可第2事例（「留学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5年许可第1事例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6年前半许可第2事例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6年后半许可第1事例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。此外，令和4年许可第4事例系因否认婚生子女之诉而丧失日本国籍（「定住者（3年）」）；同年许可第1事例系以日本人身份出生后，因外国籍亲生父亲的认知而丧失日本国籍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；令和5年许可第5事例中，本人经日本人养父认知而以日本人亲生子女身份在留，其后发现养父并非生物学上的父亲，在留资格被撤销，尽管本人有在留特别许可经历，仍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该类型中，可通过审判书、户籍相关文件、国籍丧失申报的相关书类，客观说明国籍丧失的经过与本人的行为无关。在准则第2之9所列「其他情事」的评价上，这一点具有决定性作用。

取得外国籍而丧失日本国籍

依国籍法11条1项，因自己志愿取得外国籍者即丧失日本国籍。若不知此事而继续持日本旅券出入国，形式上便构成不法入国。

平成27年许可第3事例记载「因自己志愿取得外国籍而丧失日本国籍。因不知法律而未察觉国籍已丧失，使用日本旅券入国」，在本人在日约32年的情事下获得「日本人配偶者等（3年）」。平成28年许可第1事例（在日约64年3月，出于自己意愿脱离日本国籍，且忘记办理更新申请）、平成30年许可第8事例、令和5年许可第4事例、令和6年后半许可第2事例，也都是「日本人配偶者等（3年）」。

该类型的许可内容整齐地为「3年」，值得注意。曾经拥有日本国籍这一情事，与改正法50条1项2号（曾作为日本国民在日本拥有本籍时）的旨趣相通，可读作朝着承认稳定在留的方向发挥作用。

作为家庭暴力被害者受公的机关保护

指因配偶或事实婚对象的暴力而失去在留资格，或无法办理在留手续的案件。被害的具体内容案例集本身亦无记载，本文同样不予深入。

平成26年许可第3事例记为「作为ＤＶ被害者受公的机关保护」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；令和2年许可第1事例记为「因内夫的ＤＶ而导致不法残留」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；令和6年前半许可第4事例记为「曾受日本人丈夫的ＤＶ被害」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尤为重要的是令和5年许可第6事例。该案本人持「永住者」在留资格，因大麻取缔法违反被判惩役10月、缓刑3年（「惩役」为案例集公表当时的原典表述，现行法下相当于拘禁刑），且因警察逮捕而暴露。尽管如此，在曾受外国人内夫家庭暴力这一情事之下，仍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毒品犯罪是作用最重的消极要素之一，而该案说明：一旦被害者的立场获得认定，这一评价也可能被推翻。

公的机关的保护记录，是该类型的核心举证资料，包括配偶暴力相谈支援中心、妇人相谈所、警察、市区町村咨询窗口的咨询记录，临时保护的记录，以及保护命令相关的法院文件。

作为人身买卖被害者受保护、并获国际机关支援

该类型在「不问暴露经过」这一点上，与其余所有类型性质不同。

平成26年许可第5事例为当局摘发，平成27年许可第5事例为警察保护，平成28年许可第7事例为警察逮捕，平成29年许可第2事例为相关机关通报，平成30年许可第1事例为摘发，令和元年许可第6事例为出头申告，令和2年许可第8事例为摘发。尽管如此，全部获得许可。

许可内容为：平成26年、平成28年、平成29年、平成30年、令和元年、令和2年各案为「特定活动（1月）」，平成27年一案为「特定活动（3月）」。各案均记载「获国际机关支援，希望尽早回国」，可见其目的并非承认在日定居，而是为安全回国而准许在留。这与其他许可类型的目的不同。

在历史上也一贯如此。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平成20年12月公布的资料所收平成16年许可事例中，对人身买卖被害者给予「短期滞在（90日）」或「特定活动（3月）」。令和5年改正法把因人身买卖等被置于他人支配之下而在日在留者，明文列为50条1项3号，这一做法自此获得了法律上的依据。

对受害者想说的是：即使是以摘发或逮捕的方式与当局接触，一旦被害者的立场获得认定，处理方式便会不同。陈述自己曾被迫从事卖春或不法就劳的事实，未必是招致处罚的自白，也可能成为关于保护要件的事实主张。不过其中的分寸需要专业判断，在作出供述之前请先与辩护人商议。

因难病、难治性疾病、后遗症、认知症等而需要治疗或难以出国

这是准则第2之7(1)正面列举的人道上的考虑，案例数量多，在留期间的幅度也最大。

以需要治疗为理由者：令和2年许可第3事例（罹患在本国难以治疗的疾病，在日约22年，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）、平成29年许可第7事例（因疾病难以独自维持日常生活，在日约37年2月，「永住者配偶者等（3年）」）、令和4年许可第7事例（罹患需持续治疗的疾病，无法自力生活，在日约30年5月，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）。

以出国本身困难为理由者：平成30年许可第3事例（正在病中疗养，出国困难，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）、同年许可第7事例（在日约60年，病中疗养，「永住者配偶者等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3年许可第1事例（因脑疾病等后遗症而出国困难，「特定活动（6月）」）。

重度后遗症、意识障碍、认知症的案例，在留期间往往设定得较长。平成28年许可第3事例中，本人住院期间忘记办理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，因存在重度意识障碍且无出院预期，获「定住者（3年）」。同年许可第5事例中，本人以「短期滞在」入国后不久因脑出血倒下，遗留步行障碍、高次脑功能障碍导致的认知症与显著的精神症状，从人道角度认为在日本接受亲生子女一家的照护为妥当，获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。平成29年许可第8事例中，本人因认知症而忘记办理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（在日约48年6月），获「定住者（3年）」。令和元年许可第7事例中，本人因脑疾病后遗症而长期卧床（在日约24年3月），获「定住者（5年）」，是公开案例中最长的在留期间。

也有以照护亲属为理由者。令和3年许可第8事例中，本人幼时随母入国，为照护因疾病难以独自生活的母亲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准则第2之7(1)亦将「需要照护此类需治疗的亲属」列为积极要素，即使并非本人患病也可以主张。

举证以医师的诊断书、治疗计划、就诊与住院记录、介护认定相关资料、本国医疗情况的资料为中心。尤其「在本国无法获得同等治疗」这一点，须深入到本国的医疗机构、医疗保险制度、药品可获得性等层面加以说明。

依本国情势难以回国、无国籍者的不送还

准则明文将此二者列为积极要素。第2之7(2)为：即使未获难民认定或补完的保护对象认定，依本国情势而难以回国的状况在客观上明显；同(3)为：不具任何国籍或市民权，且无法送还至入管法53条2项各号所列任何国家。

然而，平成26年至令和6年「其他」区分的公开事例中，未见以此二者为理由的许可案例。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此种许可。案例集每年仅摘录20件左右，未被刊载的情事之下当然可能存在许可。恰恰相反，明文列为积极要素却在公开案例中不见其例这一事实，正是不应把公开案例当作网罗性资料的好例证。

顺带一提，令和5年改正法把已获难民认定或补完的保护对象认定的情形，明文列为50条1项4号。难民认定手续与在留特别许可的关系超出本文范围，另文讨论。

高龄且本国无亲属可依

这是长期在留与本国缺乏生活承接之间的组合。

平成30年许可第6事例中，本人在日约27年9月、违反约27年8月，以「高龄且本国无亲属可依」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令和2年许可第2事例中，本人高龄且患重度认知症，本国无亲属可依，希望接受已归化日本的亲生子女的照护而生活，获「特定活动（6月）」。平成28年许可第4事例仅以「在日本的在留期间已达37年」这一记载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历史上亦有连续性。法务省公布的平成18年许可事例第13事例中，本人1972年不法入国、其后一直在日本生活，65岁，以在日相当期间、本国无亲属可依、生计稳定为由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不过，仅有长期在留并不足够。平成26年不许可第4事例中，本人在日约24年2月且无刑事处分，却因「单身生活，双亲、姐弟、妻子均居住于本国」而不许可。令和2年不许可第4事例（在日约22年1月）与令和3年不许可第2事例（在日约16年4月），亦在无刑事处分的情况下，因存在退去强制经历而不许可。令和6年修订既已把不法在留期间的长期化明示为消极要素，仅陈述年数便不够，必须说明这些年月之中建立了什么。

外国人父母放弃抚养、由儿童相谈所或儿童福祉设施保护

指子女本人没有在留资格，却处于受保护地位的案件。

平成26年许可第7事例中，子女因亲生母亲放弃育儿而受儿童相谈所保护，为由本国的亲生父亲接回需要准备期间，获「特定活动（6月）」。平成27年许可第1事例中，子女因日本人亲生父亲放弃育儿而受儿童相谈所保护，日本人亲生父亲的母亲确定为未成年后见人并预定同居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令和元年许可第5事例中，外国人父母放弃抚养，本人希望接受儿童福祉设施的保护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；同年许可第8事例中，本人在日本出生后，处于不法残留状态的外国人双亲下落不明，回国困难，获「特定活动（6月）」。令和2年许可第6事例因外国人父母放弃抚养而获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。令和3年许可第2事例中，亲生父母下落不明，本人受日本人寄养家庭的监护抚养，获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。

令和2年许可第4事例也属这一系列。本人是日本人配偶的外国人所带来的未成年子女，亲生父母下落不明，受继亲的监护抚养，且幼时入国并在日本的教育机关接受教育，据此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准则第2之2(3)的就学要素，在这一脉络中同样发挥作用。

历史上，法务省公布的平成18年许可事例第10事例中，一名9岁男童在日本出生后未办理取得在留资格的手续，亲生母亲无抚养意愿而入乳儿院，其后由一对日本人夫妇抚养并成立收养关系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该类型的关键在于，保护的记录掌握在公的机关手中。儿童相谈所的记录、临时保护的决定、未成年后见人选任的审判书、寄养委托的相关记录，并非由当事人一方制作，因而证据力较强。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大导致无法确保出国航班

令和3年许可第6事例中，本人「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大的影响而无法确保出国航班」，获「短期滞在（90日）」。本人在日约2年5月、违反约1月，记载其希望在确保回国航班之前留在日本。

乍看是特殊案件，实务上却有重要启示：当应被退去强制者无法出国的原因不可归责于本人意思时，当局会采取准许在留的处理。这一思路不限于传染病，本国政变、灾害、航路中断等场合也应同样适用。

在被占领下的冲绳出生的日本人之子

平成26年许可第6事例中，本人在日约44年10月、违反约17年4月，以「作为日本人之子在被占领下的冲绳出生」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该案因警察逮捕而暴露，仍获许可。

在日本主权尚未及于冲绳的时期，以日本人之子的身份出生这一历史经过，可读作被评价为本人并无可归责之处。件数虽仅1件，但这1件的存在说明：以历史经过为依据的主张，是有被接受的可能的。

忘记办理在留期间更新许可申请与长期在留

其事例数量足以独立为一个子类型。明确记载忘记办理更新许可申请者，有平成28年许可第8事例（作为日本人的亲生子女长期在留，因遗忘而未办更新，自行前往警察而被逮捕，无刑事处分，「日本人配偶者等（3年）」）、平成30年许可第4事例（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元年许可第3事例（「经营・管理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2年许可第5事例（日系3世，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3年许可第5事例（日系3世，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。

即使没有遗忘的记载，也有仅以长期在留与在日生活基础为由获准的案例：平成26年许可第1事例（在日约20年、违反约19年7月，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元年许可第4事例（作为日系3世在日本出生，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4年许可第3事例（作为日系4世入国，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）、令和6年前半许可第3事例（在日约29年8月、违反约3月，「定住者（3年）」）。

违反期间短、在日期间长、无刑事处分。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，遗忘这一消极情事会被评价得相当轻。令和6年前半许可第3事例为「定住者（3年）」，便是最直接的体现。

不许可案例集中为哪些类型

集中为六类，均对应准则第2之3所列素行不良的例示。

第一，资格外活动。平成26年不许可第1事例（持在留资格「宗教」在留期间，专以搬运劳务作业为业）、同年不许可第2事例（伪装就业单位取得向「人文知识・国际业务」的变更后，专任餐饮店员）、平成27年不许可第1事例（因欠缴学费被大学除籍后，从事餐饮店员工作）、平成29年不许可第7事例、平成30年不许可第2事例（持「技术・人文知识・国际业务」在留期间从事清扫工作）、令和元年不许可第5事例、令和5年不许可第2事例。除籍或退学后仍继续打工的案件反复出现。

第二，假装结婚。平成26年不许可第5事例（因电磁的公正证书原本不实记录及同供用被判惩役1年6月、缓刑3年）、平成27年不许可第5事例、令和元年不许可第4、第7事例、令和2年不许可第5事例，均伴随在留资格的撤销。

第三，伪造在留卡的行使、持有、提供。平成28年不许可第4事例（提供，因入管法违反被判惩役2年、缓刑3年，另有1次退去强制经历）、平成29年不许可第3事例（行使他人名义在留卡）与第4事例（转让）、令和元年不许可第3事例、令和2年不许可第7事例、令和3年不许可第5、第6事例、令和4年不许可第1、第6事例、令和5年不许可第1事例、令和6年前半不许可第2事例、令和6年后半不许可第2事例。

其中令和6年前半不许可第2事例尤须留意。本人在日约19年4月，刑事处分为「无」，在留希望理由是在日本有生活基础与治疗疾病，却因行使伪造在留卡这一事实而不许可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没有刑事处分，只要行为本身落入准则第2之3(ウ)所指「在留卡等公的文书的伪变造、不正取得、行使、持有」，仅此一点便构成沉重的消极要素。

第四，不法就劳助长。平成27年不许可第3事例、平成28年不许可第5、第6、第8事例、平成29年不许可第1、第8事例、平成30年不许可第6事例、令和元年不许可第1事例、令和2年不许可第6、第8事例、令和3年不许可第3事例、令和4年不许可第2事例、令和5年不许可第4事例。该类型中，即使仅受罚金的略式命令，甚至刑事处分为「无」的案例（平成28年不许可第8事例、平成30年不许可第6事例、令和2年不许可第6事例、令和5年不许可第4事例），也一律不许可。反复出现的记载是：在自己经营的餐饮店或公司让外国人不法就劳。

第五，卖春相关。平成30年不许可第8事例（因风营法违反、卖春防止法违反受罚金50万日元的略式命令，并周旋卖春）、令和2年不许可第1事例（因风营法违反罚金100万日元，另有退去强制经历）、令和3年不许可第4事例（因卖春防止法违反、入管法违反被判惩役3年、缓刑5年）、令和5年不许可第3事例、令和6年前半不许可第3事例（有在留特别许可经历）、令和6年后半不许可第1事例（罚金150万日元，另有1件前科）。

第六，毒品犯罪。无论实刑或缓刑，不许可林立：平成26年不许可第6事例（惩役7年）与第7事例、平成27年不许可第6、第7事例、平成28年不许可第7事例、平成29年不许可第2事例（惩役3年6月、罚金20万日元）与第5事例、平成30年不许可第4事例、令和元年不许可第2事例（惩役11年）、令和2年不许可第3事例、令和3年不许可第7、第8事例、令和4年不许可第4事例（惩役6年）与第5事例、令和5年不许可第5事例、令和6年前半不许可第1事例、令和6年后半不许可第3事例。

此外，财产犯（窃盗、诈骗、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等）与重大性犯罪的案例亦为不许可。令和6年后半不许可第4事例因窃盗、诈骗、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被判惩役4年实刑；令和6年前半不许可第4事例因监护者性交被判惩役6年实刑。

为何毒品犯罪也有获准的案例

令和5年许可事例中有2件。这2件证明，倾向不可当作没有例外的标准。

其中1件是前述许可第6事例：本人持「永住者」在留资格，因大麻取缔法违反被判惩役10月、缓刑3年，因警察逮捕而暴露，却在曾受外国人内夫家庭暴力的情事下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另1件是许可第7事例：本人持「永住者」在留资格，因大麻取缔法违反、诈骗未遂、觉醒剂取缔法违反、侵入邸宅被判惩役3年、缓刑5年。无论罪名数量还是刑期，看上去都比许多不许可案例更重。尽管如此，以与日本人内妻共同监护抚养具有日本国籍的亲生子女、在日本有生活基础为由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两案的共同点是：本人持「永住者」资格，且存在家族关系或被害者性这一积极要素。准则第3规定，积极要素明显超过消极要素时，朝准许的方向审酌；注4更明记，纵有「特别予以考虑的消极要素」，亦非一概不予许可。这2件正是注4实际发挥作用的例子。

改正法50条1项但书的「特别情事」指什么

令和5年入管法改正（令和6年6月10日施行）规定，对被处无期或超过1年拘禁刑实刑者等，仅在存在「不准许在留将被认为欠缺人道上的考虑的特别情事」时方得许可（50条1项但书）。全部缓刑，以及实刑部分在1年以下的部分缓刑，予以排除。

令和6年后半的案例集，把符合该但书的许可事例作为独立类型刊载。「其他」区分的相应事例是：本人因收受赃物有偿受让、运输赃物被判惩役1年6月、罚金20万日元的实刑，因警察逮捕而暴露，以抚养在日本出生的亲生子女（未成年，在留资格「永住者」）为由，获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，本人在日约21年。

即便处于超过1年拘禁刑实刑这一从前几乎没有讨论余地的场合，抚养在日本出生的未成年子女这一情事，仍被认定为「特别情事」。由法律与公开案例两方面均可确认：不应因受实刑判决这一点而放弃。

这一类型要获得许可，应当准备什么

各子类型需要举证的事实不同。以下为一般性整理，实际所需资料因案而异，具体判断请向律师确认。

• 日本国籍丧失经过的资料。亲子关系不存在确认或否认婚生子女的审判书或判决书、确定证明书、户籍谱本与除籍谱本、国籍丧失申报受理的相关文件，以及此前以日本旅券、住民票生活的资料。须按时间顺序说明国籍丧失并非源于本人的行为。
• 抚养具有日本国籍的亲生子女的资料。子女的户籍谱本、认知申报记载事项证明书、显示同居的住民票记载、保育所或学校的联络簿与接送记录、负担抚养费与生活费的资料。「相当期间同居并监护抚养」这一要件，须以时间的长度与日常的参与两方面加以支撑。
• 家庭暴力被害的资料。配偶暴力相谈支援中心、妇人相谈所、警察、市区町村的咨询记录，临时保护的记录，保护命令相关的法院文件，医疗机构的就诊记录。宜以公的记录为轴构筑，使本人不必反复叙述被害细节。
• 人身买卖被害的资料。参与保护的公的机关、国际机关、民间支援团体的记录，说明渡日经过与债务负担经过的资料，以及旅券、在留卡被他人扣留的相关资料。
• 医疗方面的资料。诊断书、治疗计划书、住院与门诊记录、用药内容、主治医师的意见书、身体障害者手册与介护认定的相关资料。此外，还需本国医疗情况的资料（能否获得同等治疗、药品可获得性、费用、就诊的距离与等候期间）。
• 儿童保护的资料。儿童相谈所的咨询与保护记录、儿童福祉设施入所的相关文件、未成年后见人选任的审判书、寄养委托的相关记录、学校方面的情况记录。
• 高龄或单身者的资料。说明本国无亲属可依的资料、在日亲属接收意愿的陈述书、生计稳定的资料、地区支援者的陈述书。
• 与地区社会关系的资料。町内会与自治会、宗教设施、志愿活动、工作单位或交易对象的陈述书、纳税与社会保险的缴纳状况。这部分传达的，是当局内部资料中不会出现的生活实像。

在刑事阶段取得不起诉处分，结果会不同吗

该区分的不许可案例中，多数确有此种余地。

入管法24条按号分别规定退去强制事由。同条4号リ列举「被处无期或超过1年的拘禁刑者」，但全部缓刑的情形被排除；同条4号チ则列举因毒品相关法令违反受有罪宣告者，此项即使缓刑亦成立。「因为判了缓刑所以可以留在日本」这样的说明，可能并未把握各号之间的结构差异。

毒品犯罪的不许可案例中，平成28年不许可第7事例、平成29年不许可第5事例、平成30年不许可第4事例、令和3年不许可第7与第8事例、令和6年后半不许可第3事例，均为附缓刑的判决。若在刑事阶段取得不起诉处分，4号チ的该当性本身或有不致发生的可能。假装结婚案件的电磁的公正证书原本不实记录及同供用、伪造在留卡案件的入管法违反，道理相同。辩护活动的终点不应设在缓刑判决，而应在起诉之前的阶段集中力量争取不起诉处分，理由正在于此。

另需一提，长期以来的运用是：判断退去强制事由不以故意、过失为要件。这一运用在责任主义的射程上究竟能被容许到何种程度，是目前正在诉讼中的重要论点。松村大介弁护士在不法就劳助长案件中，正就此点提起诉讼、正面追问。在故意、过失可能成为争点的类型中，自刑事阶段起彻底争执此点，构成日后入管手续主张的基础。

应当从违反审查阶段争什么

在留特别许可虽在对法务大臣的异议申出中审酌，但等到那时才开始行动，为时已晚。

退去强制手续依次为：入国警备官的违反调查、入国审查官的违反审查与认定、特别审理官的口头审理与判定、向法务大臣的异议申出。对认定不服可请求口头审理，对判定不服可提出异议申出；反之，一旦声明并无不服，争点便在事实上被封闭。而且，退去强制令书发付之后的情事变更，原则上不予考虑（准则注4）。

在这一区分中，可以争执退去强制事由本身该当性的场合并不少。因亲子关系不存在审判确定而自出生之时溯及丧失日本国籍者，其所谓「不法入国」，是以行为当时本人自认为日本人、并持日本旅券入国这一事实为前提的。未察觉依国籍法11条1项已丧失国籍者，情形也相同。自违反审查阶段起，就事实关系与法律评价两方面细致主张，是要点所在。

依令和5年入管法改正，在留特别许可新设了申请手续（入管法50条1项），考虑情事亦于法律上明文化（同条5项）。同条5项列举：希望在留的理由、家族关系、素行、来到日本的经过、在日本在留的期间、其间的法律地位、成为退去强制理由的事实、人道上考虑的必要性、内外诸情势等。该区分的案件，把书面按此各号顺序逐一对应地构筑，在实务上颇为有效。

公开案例中找不到与自己相同的情形时

这一区分本身，就是对该问题的回答。

把「其他」区分的许可案例排列开来，会看到：在被占领下的冲绳出生的日本人之子；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扩大而无法确保回国航班的人；因日本人亲生父亲放弃育儿而受儿童相谈所保护、由祖母担任未成年后见人的人；因脑出血后遗症而接受亲生子女一家照护的人；以至因大麻取缔法违反获缓刑判决却被认定为家庭暴力被害者的人。这些案件几乎没有可称为「典型」的形状。而行政机关自己，对上述每一种情形都作出过「准许在留为妥当」的判断。

而且公开案例并不具有网罗性，每年仅摘录20件左右，只是实际许可件数中极小的一部分。如前所述，即使是准则明文列为积极要素的无国籍者不送还、依本国情势难以回国，这11年的公开案例中也未见其例。没有刊载，并不等于没有许可。事实上，本所承办的不法就劳助长案件，正属公开案例中不许可林立的类型，却取得了在留特别许可。

另一方面，公开案例也是行政机关自己判断为「应予许可」的先例。对具有同种情事的案件既有许可实绩，却仅对本案作不同处理，就宪法14条1项所定法律面前平等而言，是可以提出质疑的。不要去寻找与自己完全一致的案例，而应按支撑自己案件的每一项积极要素，分别收集该要素曾被肯定评价的案例。这项工作，就是这一区分中构筑主张的方法。

本所简介

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（东京都丰岛区），由松村大介弁护士（第一东京弁护士会・登录番号59077・2019年登录）主理，以中国籍委托人为中心，专注于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手续。

介绍数件与人道考虑相关的解决案例。有一位以观光目的来日的咨询者，与日本女性之间育有子女，其后失去在留资格，因不法滞在被逮捕、起诉。当时婚姻与认知均未完成，当局一度拒绝受理；本所自宪法角度与当局交涉，促成婚姻与认知成立，并在国籍国几乎无从取得公文书的困难状况下收集到有利证据，通过分析入管当局过往的许可事例，一次申请即取得在留特别许可。刑事案件方面，曾为因觉醒剂取缔法违反（营利目的持有）被起诉的委托人，通过彻底的证据分析与被告人询问、反询问，取得无罪判决；对由裁判员审判的重大案件与经媒体报道的案件，亦有大量承办经验。另有作为特殊诈骗「出子」的20多岁女性案件，本所就其受指示者欺骗、处于胁迫状况的经过与欠缺犯意等作综合主张，取得不起诉处分。

本所的方针另有四点。第一，以取得不起诉处分为最优先目标。多数罪名之下即使获得缓刑仍会导致退去强制，故将力量集中于起诉之前。第二，松村弁护士全程亲自负责，自首次会见至公判终结，不由事务员或年轻律师代办。第三，常驻精通外国人案件的中文专属通译。除侦查机关指定的通译人之外，另有站在委托人立场的通译，自初期起核对供述的译法。第四，与合作的行政书士联动，直至刑事程序结束后的在留资格更新、变更，提供一体化支持。

结语

这一区分的案件，当事人往往觉得自己身上发生的事「超出了制度的预想」。然而把公开案例排列起来便会发现，许多看似超出预想的情事，行政机关早已一再作出准许在留的判断。要紧的是判明自己的情事落入哪一项积极要素，并及早备齐能够支撑它的记录。在独自作出结论之前，欢迎先来咨询一次。

本文仅为一般性解说，个别案件请直接向律师咨询。本文所述过往解决案例系基于个别情事，并不保证相同结果。

本文更新于2026年8月。

撰稿人

松村 大介／弁护士

第一东京弁护士会所属（登录番号：59077／2019年登录）

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（东京都丰岛区高田三丁目4番10号 布施大楼本馆3层）

以中国籍委托人为中心，主要注力于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手续。

拥有觉醒剂取缔法违反（营利目的持有）案件的无罪判决、特殊诈骗案件的不起诉处分、被视为极高难度的在留特别许可等解决实绩。

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

网站：https://matsumura-lawoffice.jp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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