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子女一同不法滞在时的在留特别许可｜子女就学与「子女利益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

「我们夫妻两人怎样都可以。可是孩子在日本出生，在日本读小学，除了日语什么都不会说。」这一类型的咨询中，父母最先说出口的，几乎从来不是自己，而是孩子。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每年公开的案例集里，既有全家获准继续在日居留的案例，也有全家被要求离境的案例。分开两者的究竟是什么？本文将平成26年至令和6年共11年公开事例中「与子女一同不法滞在」类型的全部43件逐一对照，梳理真正左右结论的要素。

核心要点

• 该类型22件许可案例中，有20件是全家或母子主动前往入管申告（出头申告）而暴露。因摘发或警察逮捕暴露却仍获许可的案例，在此类型中未见。
• 作用最强的积极要素，是子女在日本的小学、中学接受了相当期间的教育。反之，案例集中明确记载「子女在日本教育机关无就学经历」的案件，结果为不许可。
• 令和6年3月修订的准则，明文将「与家人一同在日本生活这一子女利益的保护必要性」列为积极要素。此项修订以参议院附带决议为背景，可以正面用作主张依据。
• 父母有1次退去强制经历时，曾被子女长期就学等积极要素所超越。但若与毒品犯罪、身份伪装或多次退去强制经历叠加，则会压倒子女一方的情事，导致不许可。
• 获准的在留资格以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为主。不过近年也出现父母取得「特定活动」、子女取得「永住者配偶者等」「日本人配偶者等」的搭配。

这一类型指的是什么样的案件

指全家人，或者母子、父子同时处于没有在留资格的状态。

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案例集将在留特别许可事例分为四个区分：配偶为日本人的情形、配偶为正规在留外国人的情形、与子女一同不法滞在的情形、其他。第三个区分在平成26年至令和3年名为「外国人家族的情形」，自令和4年起改称「与子女一同不法在日滞在的外国人的情形」。名称的变化，意味着判断焦点从「这是一个只有外国人的家庭」，转向「与子女一同不法滞在」，也就是转向子女的立场。

顺带一提，令和6年前半（改正法施行前）的案例集中，该区分连1件都没有刊载，区分本身即不存在。没有刊载，并不等于该期间没有许可。案例集每期只摘录20件左右，这一空白恰好说明其性质。

获得许可的案例，暴露经过有何共同点

结论是：在该类型中，出头申告事实上已成为前提。

平成26年至令和6年的22件许可案例，20件因出头申告而暴露，且多数附有「全家一同出头申告」「母子一同出头申告」的特记事项。平成26年的3件许可、平成27年的3件许可，以及平成28年、平成29年、平成30年、令和元年、令和2年、令和3年各年许可案例的大部分，均带有此项记载。

现行准则（令和6年3月修订、同年6月10日起适用）将「为申告不法滞在而自行前往地方出入国在留管理官署」列为「其他情事」中的积极要素（第2之9）。此外，不法在留期间的终点，以入管厅认知不法滞在事实的时点为界（注3）。令和6年修订又明文把不法在留期间的长期化定位为消极要素，因此拖延出头的期间，只会不断累积消极要素。

其余2件非出头申告的许可案例，也很有启发。令和3年许可第2事例因职员探知而暴露，但在日本出生的子女3人（18岁、11岁、4岁）、本人在日约24年的情事之下，家族4人全部获得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令和4年许可第1事例同为职员探知，3名子女（11岁、9岁、7岁）分别在日约11年10月、约9年7月、约7年10月，家族4人也全部获得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暴露经过的不利，由子女的定着性加以弥补。

当然，出头申告并不保证许可。平成26年的2件不许可、平成27年的2件不许可、平成30年不许可第1事例、令和6年后半不许可第1事例，均属出头申告却未获许可。

子女就学为何是决定性的积极要素

因为准则将其点名列入「特别予以考虑的积极要素」。

现行准则第2之2(3)规定：不属于与日本人、特别永住者或别表第二在留资格者的家族关系时，若「在日本的初等中等教育机关接受了相当期间的教育，且在本国接受初等中等教育存在困难情事，并已融入地区社会」，该子女及其监护抚养者，构成积极要素。换言之，即使家中既无日本人配偶，也无永住者亲属，仅凭这一点也可以确保积极要素。

对照最鲜明的是令和2年。该年许可第1事例中，在日本出生但未取得在留资格的子女3人（14岁、12岁、8岁）与父母一同出头申告，家族4人全部获得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；许可第2事例的子女为15岁、14岁、12岁，同样全家出头申告，4人全部获得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而同年不许可第1事例的记载十分清楚：「子女在日本教育机关无就学经历」。该案子女为12岁，但全家在日期间仅约8月，且因警察逮捕而暴露。可见受审视的不是年龄，而是在日本学校累积的教育经历。

在日本出生却未取得在留资格的子女，年龄会带来多大差别

同为「在日本出生后未取得在留资格」，年龄与在日年数不同，评价差异极大。

许可案例的子女年龄：平成26年许可第2事例10岁、第3事例14岁；平成27年许可第2事例16岁；平成28年许可第1事例9岁8月、第2事例15岁；平成29年许可第1事例10岁与5岁；平成30年许可第1事例11岁、第2事例12岁与10岁。大体已到小学中高年级以上，在日就学经历有所积累。

相对地，不许可案例的子女年龄集中在学龄前：平成26年不许可第1事例1岁；平成27年不许可第1、第3事例均为2岁；平成28年不许可第1事例1岁与0岁、第2事例1岁；平成29年不许可第1事例0岁；平成30年不许可第1事例2岁；令和元年不许可第1事例2岁与1岁；令和3年不许可第1事例2岁。

这一差别，并非子女价值的差别。准则第2之2(3)要求「在日本的初等中等教育机关接受了相当期间的教育」，学龄前的孩子在事实上无从满足，仅此而已。因此，家中只有婴幼儿的案件，必须另行构筑替代性的积极要素，例如与日本人、永住者的家族关系，人道上的考虑，与地区社会的联结等。

令和6年后半的许可第1事例，正是重要一例。子女仅2岁，在日本出生却未取得在留资格，母亲在日约9年3月、违反约1年7月。此案的关键在于子女之父（内夫）持有「永住者」资格这一家族关系，结果母亲获得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，子女获得「永住者配偶者等（1年）」。在无法使用就学经历这一积极要素的场合，与别表第二在留资格者的家族关系（第2之2(2)）发挥了替代作用。

令和6年3月修订明示的「子女利益」，在实务上带来什么改变

主张的依据，从案例累积这一事实层面，上升到准则明文这一规范层面。

令和6年3月修订的准则，明文将「与家人一同在日本生活这一子女利益的保护必要性」列为积极要素。这项修订，源于令和5年入管法改正审议时所附参议院附带决议第14项，该决议要求充分考虑儿童利益、家庭结合、婚姻关系与无国籍状态。

修订之前，子女的情事只能通过「相当期间就学」这一狭窄入口来主张。修订之后，无论就学经历长短，子女本人在日本与家人共同生活的利益，都可以作为独立的积极要素正面进入讨论。婴幼儿家庭、刚开始就学的案件，以此明文为主轴构筑主张，具有实际意义。

同时也须正视：同一次修订，把不法在留期间的长期化明确定位为消极要素。该类型中存在一种紧张关系，即子女的就学经历越长，父母的不法在留期间也越长。不过修订保留了但书，即在此期间与日本人、地区社会建立了关系时，另行作为积极要素考虑。这意味着不应只陈述滞在的年数，而应陈述这些年月之中究竟建立了什么。

父母的退去强制经历会压倒子女的情事吗

若仅1次，曾被超越；若与其他消极要素叠加，则具有决定性。

被超越的一侧：平成26年许可第1事例中，母亲有1次退去强制经历，但家族3人一同出头申告，12岁子女在日约12年11月，结果家族3人全部获得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平成27年许可第3事例同样有1次退去强制经历，平成30年许可第1事例的母亲亦有1次，两案均为母子出头申告而获准。令和4年许可第2事例中，父母双方都有退去强制经历，父母仍获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，子女获「留学（6月或1年）」。

起决定作用的一侧：平成26年不许可第1事例虽为全家出头申告，但父母双方各有1次退去强制经历，子女仅1岁。令和元年不许可第1事例，本人因觉醒剂取缔法违反被判惩役1年6月、缓刑3年，另有1次退去强制经历（「惩役」为案例集公表当时的原典表述，现行法下相当于拘禁刑）。同年不许可第2事例，除1次退去强制经历外，还伪称自己是持「日本人配偶者等」资格在留的外国人的亲生子女。令和3年不许可第2事例中，8岁子女在日已约6年1月，但记载显示本人有退去强制经历。

由此可读出的权重是：退去强制经历「单独存在时可能被推翻，与其他消极要素结合时则难以推翻」。因此，有退去强制经历的案件，关键在于明确其仅为1次，并厚实地举证其后的生活状况与子女的定着。

父母的毒品犯罪、虚假文书如何评价

毒品犯罪即使获缓刑，在该类型中也未见获准的案例。虚假文书则依目的与经过而结论有别。

毒品一侧十分明确。令和元年不许可第1事例（觉醒剂取缔法违反、惩役1年6月、缓刑3年）、令和3年不许可第1事例（同罪、惩役1年6月、缓刑3年，子女2岁）、令和4年不许可第1事例（因觉醒剂取缔法违反被判惩役1年6月、缓刑3年后，在缓刑期间再次使用觉醒剂，被判惩役1年4月；子女6岁与4岁，分别在日约6年7月、约4年10月），全部为不许可。令和4年一案尤其值得注意：两名子女的在日年数已有相当积累，却被缓刑期间再犯这一事实完全覆盖。入管法24条4号チ将因毒品相关法令违反受有罪宣告者列为退去强制事由，即使缓刑亦成立。这一结构，直接投影到在留特别许可的判断之上。

虚假文书一侧的对照颇为有趣。令和3年许可第2事例中，本人为使18岁的子女不正当地获得在留期间更新许可，制作并行使了内容虚假的更新许可申请书。制作、行使虚假文书，属于协助他人伪装在留资格的行为，正面落入准则第2之3的消极要素。尽管如此，在本人在日约24年、在日本出生的子女3人（18岁、11岁、4岁）的情事之下，家族4人仍全部获得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。

与之相对，令和5年不许可第1事例中，本人为使2名子女不正当地取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，提交了关于子女的内容虚假的出生证明书，结果为不许可。案例集可读出的差异在于：该案2名子女为24岁与19岁，属不法入国，在日仅约6年8月、约3年1月，且本人与子女均有退去强制经历。同样是「为子女而作的虚假文书」，子女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未成年人，还是成年后仅短期在日，评价截然不同。

获准的在留资格与在留期间是什么

核心是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，但近年搭配趋于多样。

平成26年至令和3年的许可案例，以全家统一取得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为定型。例外是平成27年许可第1事例：母亲在日约18年9月、违反约9月，与在日本出生的2名子女一同获得「定住者（3年）」。可见违反期间短而在日期间长的案件，可能获得更长的在留期间。反过来，平成30年许可第2事例仅为「定住者（6月）」，期间幅度因案而异。

近年常见父母与子女取得不同资格的处理。平成30年许可第1事例：母亲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、子女「日本人配偶者等（1年）」。令和元年许可第1事例：父亲「经营・管理（1年）」、母亲与3名子女「家族滞在（1年）」。同年许可第2事例：母亲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、3名子女「日本人配偶者等（1年）」，并附记子女已获日本人父亲认知，但未办理取得日本国籍的申报。令和4年许可第2事例：父母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、子女「留学（6月或1年）」。令和5年许可第1事例：父亲「特定活动（1年）」、子女「定住者（1年）」，内妻持「永住者」资格。

由此可见，该类型的资格分配，取决于「家中谁持有最强的积极要素」。若子女已获日本人父亲认知，就应为子女一方争取「日本人配偶者等」，父母则以监护抚养者的身份请求在留；若有稳定的就业实绩，则应为父母一方争取就劳资格。申请本身的设计，直接影响结果。

这一类型要获得许可，应当准备什么

把案例集的记载反过来读，需要举证的事实便浮现出来。以下为一般性整理，实际所需资料因案而异，具体判断请向律师确认。

• 子女就学的资料。在学证明书、成绩通知、出席状况、班主任的评语、社团活动与学校活动的参加记录、已毕业学校的证明。「接受了相当期间的教育」这一要件，不仅靠年数，也靠学校生活的实质内容支撑。
• 子女语言能力的资料。日语会话与读写的水准，以及母语（本国语言）的掌握程度，两方面都需要说明。以母语就学存在困难，是该类型的核心举证事项。
• 说明在本国接受初等中等教育困难的资料。本国的学制、能否转学插班、教学语言、本国无接收亲属、无法备齐本国学校要求的文件等。
• 说明已融入地区社会的资料。町内会与自治会、地区活动、体育俱乐部、宗教设施、支援者的陈述书。学校家长与邻居的陈述，能够传达当局内部资料所没有的生活实像。
• 出头申告的准备。出头的时机、出头时提交的疏明资料、对被收容可能性的准备。若婚姻或认知尚未完成，须先斟酌应在出头之前办妥的事项。
• 父母一方情事的资料。纳税与社会保险状况、就业的持续性、家计的稳定、身元保证人的存在。有退去强制经历时，需说明其仅为1次，并提交其后生活状况的资料。
• 子女本人意愿的资料。依年龄可提交子女的陈述书或作文。令和6年修订既已明示「子女利益」，将子女本人的声音留于记录之中，其意义比从前更大。

在刑事阶段取得不起诉处分，结果会不同吗

该类型不许可案例中明确以刑事处分为理由者，确有此种可能性。

入管法24条按号分别规定退去强制事由。同条4号リ列举「被处无期或超过1年的拘禁刑者」，但全部缓刑的情形被排除；同条4号チ则列举因毒品相关法令违反受有罪宣告者，此项即使缓刑亦成立。「因为判了缓刑所以可以留在日本」这样的说明，可能并未把握各号之间的结构差异。

平成30年不许可第2事例（因窃盗被判惩役1年6月、缓刑3年）、令和元年不许可第1事例、令和3年不许可第1事例、令和4年不许可第1事例，均以有罪判决作为不许可理由载明。若在刑事阶段取得不起诉处分，则以有罪宣告为前提的退去强制事由本身或有不致发生的余地。该类型尤须注意：父母的刑事处分会牵连全家的在留。辩护活动的终点应设在不起诉处分，而非缓刑判决，而这一差别往往在起诉前的数周内决定。

应当从违反审查阶段争什么

在留特别许可虽在对法务大臣的异议申出中审酌，但等到那时才开始行动，为时已晚。

退去强制手续依次为：入国警备官的违反调查、入国审查官的违反审查与认定、特别审理官的口头审理与判定、向法务大臣的异议申出。对认定不服可请求口头审理，对判定不服可提出异议申出；反之，一旦声明并无不服，争点便在事实上被封闭。而且，退去强制令书发付之后的情事变更，原则上不予考虑（准则注4）。

该类型尤须留意家庭成员各自的手续分别推进这一点。令和6年后半不许可第1事例中，全家均处不法残留状态，本人以在日本继续经营事业为由请求在留，结果因事业实态不被认定而不许可。本人在日约13年3月，2名子女均在日本出生，在日约7年11月、约5年3月。就学这一该类型最强的积极要素是否被置于主张的中心，案例集的记载无从判明。但由此记载可以读出：以何种理由请求在留，会移动审查的焦点。在违反审查阶段，就应针对家庭每一位成员，设计各自的主轴。

依令和5年入管法改正（令和6年6月10日施行），在留特别许可新设了申请手续（入管法50条1项），考虑情事亦于法律上明文化（同条5项）。制度既已从过去的职权发动式恩惠措施，转为以申请权为前提的手续，由申请人一方主导积极要素举证的场合便随之增多。

公开案例中找不到与自己相同的类型时

「案例集我读过了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全是不许可。」这一类型的咨询中，这句话出现得极为频繁。

然而，公开案例并不具有网罗性。该类型每年刊载仅1件至3件，令和6年前半更是连区分都未设置。它只是实际许可件数中极小的一部分摘录，找不到同类型的许可例，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准的可能。事实上，本所承办的不法就劳助长案件，正属公开案例中不许可林立的类型，却取得了在留特别许可。公开案例的倾向是出发点，而非结论。

另一方面，公开案例也是行政机关自己判断为「应予许可」的先例。对具有同种情事的案件既有许可实绩，却仅对本案作不同处理，就宪法14条1项所定法律面前平等而言，是可以提出质疑的。该类型中，子女的年龄、在日年数、就学经历、家庭出头方式均以数值形式公开，因此对照相对容易构筑。

本所简介

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（东京都丰岛区），由松村大介弁护士（第一东京弁护士会・登录番号59077・2019年登录）主理，以中国籍委托人为中心，专注于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手续。

介绍数件与子女在留相关的解决案例。有一位以观光目的来日的咨询者，与日本女性之间育有子女，其后失去在留资格，因不法滞在被逮捕、起诉。当时婚姻与认知均未完成，当局一度拒绝受理；本所自宪法角度与当局交涉，促成婚姻与认知成立，并着眼于入管法违反的刑事审判进行被告人询问与证人询问。在国籍国几乎无从取得公文书的困难状况下，仍收集到有利证据，并通过分析入管当局过往的许可事例，一次申请即取得在留特别许可。另有一位女性因不法就劳助长罪面临强制离境危机，该类型在公开案例中不许可林立，本所仍为其取得在留特别许可，并进一步就违反认定处分本身提起撤销诉讼，现正在诉讼之中。刑事案件方面，曾有作为特殊诈骗「受子」被多次再度逮捕的案件，本所彻底应对讯问、就不当讯问反复抗议，最终全部案件均取得不起诉处分。

本所的方针另有四点。第一，以取得不起诉处分为最优先目标。多数罪名之下即使获得缓刑仍会导致退去强制，故将力量集中于起诉之前。第二，松村弁护士全程亲自负责，自首次会见至公判终结，不由事务员或年轻律师代办。第三，常驻精通外国人案件的中文专属通译。除侦查机关指定的通译人之外，另有站在委托人立场的通译，自初期起核对供述的译法。第四，与合作的行政书士联动，直至刑事程序结束后的在留资格更新、变更，提供一体化支持。

结语

在这一类型中，家中由谁最先走向哪一个窗口，以及能把孩子在日本走过的路以多么具体的记录呈现出来，会静静地决定数月之后的判断。孩子的学校生活，时间一过便只剩回忆；不化为记录，就无法成为主张。在全家自行作出结论之前，欢迎先来咨询一次。

本文仅为一般性解说，个别案件请直接向律师咨询。本文所述过往解决案例系基于个别情事，并不保证相同结果。

本文更新于2026年8月。

撰稿人

松村 大介／弁护士

第一东京弁护士会所属（登录番号：59077／2019年登录）

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（东京都丰岛区高田三丁目4番10号 布施大楼本馆3层）

以中国籍委托人为中心，主要注力于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手续。

拥有觉醒剂取缔法违反（营利目的持有）案件的无罪判决、特殊诈骗案件的不起诉处分、被视为极高难度的在留特别许可等解决实绩。

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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