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货案件中获缓刑的与被认为应判实刑的，分界究竟在哪里

因销售假货被查处时，当事人和家属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：会不会进监狱。而在这一类型中，这一点又直接决定能否留在日本。因为被处无期或者超过１年拘禁刑的实刑，就构成退去强制事由；附全部缓刑的，则被排除在外。本文把两起已公开的案件放在一起，梳理究竟哪些要素构成分界线。

把两起案件并排来看

一起是：居住于爱媛县的中国籍４０多岁女性，因在二手交易平台以约２万７，０００日元销售日本国内品牌假货３件，涉嫌商标法违反被逮捕。据称自２０２２年起从中国的商家进货，被海关指出后仍变更运输方式继续，搜查中扣押１，３６８件。判决为拘禁刑１年６月、缓刑３年、罚金１００万日元，并没收１，３６８件（Union des Fabricants 日本代表处「案件档案」 ２０２５年２月５日刊载）。另一起是：中国籍２０多岁的公司社长男性，因销售仿冒珠宝饰品涉嫌商标法违反被查处，据报道自２００７年４月以后销售金额超过１亿７千万日元，扣押仿冒饰品约２千件，并供称曾以震灾「慈善义卖」为名却并未捐款（日本经济新闻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报道）。后一起案件的处理结果没有被报道，也未见起诉或有罪确定，当事人享有无罪推定。

分界之一：期间与销售规模

销售持续的时间与由此取得的销售额，是决定这一类型量刑的第一条轴。只看「几件、几万日元」当然轻微，但如果它是持续数年的经营，销售额达到亿的量级，评价就完全不同。作为事业反复实施、并以此为生计的，营利性会被强烈认定，进而引出并科罚金乃至实刑的讨论。辩护人要做的，是在固定起诉事实范围的同时，具体说明所谓销售额中有多少属于正品销售、有多少是成本支出，避免整笔流水被直接当作犯罪获利。

分界之二：扣押数量、组织性与前科

扣押商品的数量，会被用来推测经营规模。但数量并不等于有罪范围，起诉事实之外的部分只能作为情节评价。其次是组织性：是一个人做，还是有进货、仓储、上架、发货的分工体制。角色分工、名义分散、存在指示关系的，惯常性会被强烈认定。再次是前科。有同种前科的，缓刑就变得困难；如果是在缓刑期间再犯，还会产生撤销原缓刑的问题，两个刑期叠加，风险会一下子跳到另一个量级。

用数字看缓刑与实刑

令和６年需要法庭翻译的被告人案件的科刑情况显示，有罪的４，３８８人中，全部缓刑率为全部罪名８５・３％，除去入管法违反后为７４・８％（法务省《令和７年版 犯罪白书》）。多数案件确实获得缓刑，但这不构成乐观的理由：同一资料中，超过３年的实刑为２８２人，３年以下实刑１５５人，不满２年实刑１４１人，实刑案件确实存在。决定倒向哪一边的，正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要素。

「超过１年的实刑」直接连着在留

入管法（《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》）把被处无期或者超过１年拘禁刑者列为退去强制事由，并将全部缓刑排除在外。令和７年统计中，仅依这一条项单独签发退去强制令书的全国为４１人，其中中国籍１１人；若把与非法滞留并列的情形算入，中国籍共４７人，占中国籍签发总数６８６人的约６・９％。越南籍的同一比率约为２・３％，可见这一事由在中国籍当事人中的比重明显更高（出入国在留管理庁《出入国管理统计》第５７表）。刑期是否超过１年这条线，就是能否留在日本的那条线。

被判实刑之后，会走上怎样的程序

如果判决为超过１年的实刑并且确定，服刑期间通常会由出入国在留管理机关掌握情况，刑期结束前后进入违反调查、收容或者监理措施、审查与口头审理的程序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本人可以争取在留特别许可（特別在留许可，即入管在退去强制程序中裁量给予在留资格的制度）。令和７年获得在留特别许可的合计为１，０３０人，同期签发退去强制令书为７，７２５人（出入国在留管理庁《出入国管理统计》第４２表），可见空间存在但并不宽裕。能否争取到，取决于在日本的居住年限、家庭关系、扶养的实际情况、悔改与再犯防止的具体安排。这些材料要在刑事阶段就开始积累，而不是等到入管程序开始才动手。

为了避免实刑，从起诉前就能做的事

向权利人致歉并填补损害、主动提交库存并同意销毁、切断销售渠道、关闭账户与上架账号、提出由家人监督的具体安排。这些事情放到判决前夕才做，很难得到评价，只有从起诉之前一点点累积才有意义。同时要备齐扶养家属的状况、在日居住年限、工作实态、纳税情况的材料。刑事辩护与入管前景本是一体，量刑主张必须建立在「这份判决会对在留产生什么影响」的判断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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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松村大介律师。第二东京律师会所属，登录号码５９０７７。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。以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案件（退去强制、在留特别许可、监理措施、在留资格取消）为主要执业领域，长期承办中文圈当事人的委托。

本文为一般法律制度介绍，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。实际判断请咨询律师。文中记载以撰写时点的法令与统计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