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偷来的自行车运往海外，盗窃与收购赃物的分界在哪

同一起案件里，实际把自行车骑走、装车带走的人，和把车买下来再运往海外的人，被追究的罪名并不相同。罪名不同，争点、证据与量刑思路也随之不同。更麻烦的是共犯国籍不同的情形：各自由不同语言的翻译陪同接受侦讯，笔录分别制作，说法之间很容易出现出入。本文以报道过的跨地区盗窃案件为线索，说明盗窃与有偿收受赃物的分界，以及如何应对笔录之间的出入。

报道的是什么样的案件

据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基于静冈县警发布的报道，在静冈县、爱知县、东京都、埼玉县，自２０２３年３月至２０２４年６月，反复发生以工具破坏停车场内运动型自行车Ｕ型锁并装车带走的盗窃，被害超过２００辆，总额超过１３００万日元。２名３０多岁的中国籍男性以盗窃、３名越南籍人员以有偿收受赃物被查处，部分车辆据称经海运送往柬埔寨，扣押约２８０辆。这是移送检察阶段的报道，有罪并未确定，当事人享有无罪推定。请注意：处在同一条链条上，罪名却因位置不同而分开。

盗窃与有偿收受赃物有什么不同

盗窃，是违背他人意思把其占有的财物转移到自己支配之下，处罚的是夺走财产本身。有偿收受赃物，则是明知系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而仍有偿受让，保护的是被害人取回自己财物的通道，同时也在切断赃物流通的市场。两者所保护的利益不同，争点自然不同：盗窃案的核心是谁在何时何地拿走了东西；收受赃物案的核心是认识问题，即是否知道那是赃物。中文圈的当事人常以为“我只是买东西”，但在日本，这是一个独立的犯罪类型。

决定被归入哪一边的关键情节

实务中最关键的是介入的时点。若在车辆被偷之前，就已经以“偷来我收”为前提约定收购，收购方也可能被评价为盗窃的共犯。若是在盗窃完成之后，才收下被送来的物品，则落在赃物类犯罪的范围。其次是指示关系：如果曾下单指定车型、时间与数量，就不只是收购，而是被编入了犯行计划。第三是工具、车辆与保管场所由谁提供：提供运输车辆或仓库，就会牵出帮助犯或共同正犯的问题。当事人自认为“只是买了而已”，评价却会随事前往来的记录而改变。

运往国外这一行为会被如何评价

赃物一旦被运出国境，被害人取回财物在事实上几乎不可能。这一点意味着剥夺了被害回复的可能性，在量刑上会被从重看待。而且，实施出口需要安排船期、准备通关文件、确保存放场所，这套体制的存在本身，就是计划性与持续性的证据。从辩护角度，要用合同、汇款记录、通信履历切分出：当事人参与到哪一环、是否知道出口的安排、还是仅仅受托搬运。这里同样不能只靠辩解，而要靠记录来划界。

共犯国籍不同时，如何应对笔录的出入

共犯国籍不同的案件，各人经由不同翻译接受侦讯。即使叙述的是同一件事，翻译在措辞上的一个选择，就可能让“是我指使”与“是我被托付”、“知道”与“没有察觉”在日语笔录中呈现出微妙差异。随后这些笔录会被相互比对，出入被当作“必有一方说谎”的证据。应对上：第一，说明时明确日期、地点与具体行为，越含糊的表述在翻译中越容易走样。第二，在笔录上签名之前，确认宣读内容与自己所说是否一致，不一致就要求修改。第三，通过与辩护律师的会见，借助翻译整理自己的说法并留下记录。据法务省《令和７年版犯罪白书》，令和６年需要为被告人配备翻译的普通一审终结人数为４，６４９人，语种以越南语１，７９４人最多，中文７２６人居第二。可见多国籍共犯案件在日本法庭上并不罕见。

还需要有心理准备的是被害回复的现实难度。已经运出国境的物品，即使查明去向，取回也要经过对方国家的程序，往往旷日持久。因此在量刑上，能不能返还尚在国内的扣押物、能不能就已流失部分作出金钱赔偿，会成为评价的重点，越早着手越有意义。

罪名差异对在留的影响

无论落在哪一个罪名，只要实刑超过一年，就会触及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（入管法）２４条４号リ的退去强制事由；附全部缓刑者除外。因此实务目标是先争取不起诉，其次把结果控制在缓刑的范围内。从事收购的经营者多持经营・管理等别表第一的在留资格，一旦营业许可被撤销，本来就无法继续从事资格对应的活动。希望家属与相关人员做到：取得扣押物品清单、保存账簿与交易记录、绝不删除手机与账号。保留记录，往往是日后证明自己参与范围的唯一线索。

日本語版：盗んだ自転車を海外へ運ぶ。窃盗と盗品等有償譲受けの分かれ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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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松村大介律师。第二东京律师会所属，登录号码５９０７７。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。以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案件（退去强制、在留特别许可、监理措施、在留资格取消）为主要执业领域，长期承办中文圈当事人的委托。

本文为一般法律制度介绍，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。实际判断请咨询律师。文中记载以撰写时点的法令与统计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