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浅草一带因扒窃被当场抓获，承认与否认者的处分会不同

在旅游景点，两人同行，一人承认、一人否认。在被认定为共犯的案件里，这种局面并不少见。据报道，在东京一处著名寺院周边，两名中国籍男女因从游客背包中抽走钱包而被当场逮捕，女方承认、男方否认。本文说明蹲守目击的证据分量有多重、共犯一方认罪后举证结构会如何变化，以及选择否认的分界点在哪里。

报道的事实

据中国门户网站网易于２０２６年５月１１日引用日本媒体报道，在东京都台东区一处著名寺院周边，两名中国籍男女因从游客背包中抽走装有现金约１万日元的钱包而被当场逮捕。据报道，侦查员事先已在现场蹲守；女方承认涉案，男方否认。本案并未经起诉和有罪判决确定，当事人受无罪推定保护。以下是从这一格局中可以一般化的实务讲解。

蹲守目击到底是多强的证据

侦查员亲眼看到作案瞬间，在实务上分量很重。与监控录像不同，侦查员从头到尾跟踪对象，被认为中途换人或者认错的余地较小。但并非无从检验：目视的距离、有无遮挡、视线是否中断过、多名侦查员之间对同一对象的交接是否连续、无线通话记录与侦查报告的制作时间、被害物品在何处被发现，都是应当核对的点。辩护人会在证据开示中逐一检验。它并不是一句“我看见了”就结束的证据。

一方认罪后，举证结构如何变化

共犯中一方承认事实后，其供述会被用作证明另一方参与的证据。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结构性问题：共犯者为了减轻自身责任，天然存在夸大他人参与的动机。实务上会审查该供述与客观证据契合到什么程度、有无前后变化、讯问过程中受到了怎样的引导。此外，当两人说法不一致时，侦查机关可能把对方的供述内容出示给你，观察你的反应。这个阶段一旦情绪化回应，就会在记录上留下并非本意的不利供述。

选择否认的分界点

判断标准有三个。第一是客观证据的质量：现场目击、监控、赃物持有、指纹等物证到底齐备到什么程度。第二是想争的点，究竟关系到犯罪是否成立，还是关系到参与程度。争共同正犯的范围、争是否只是望风，与全面否认的打法完全不同。第三是羁押前景。否认时更容易被延长羁押并被禁止接见；对短期停留者来说，停留的基础会随之瓦解。争的实益与代价，要在看过证据之后再作比较。

选择认罪时应当积累什么

如果承认事实，财产犯罪中最见效的是恢复被害：返还赃物、赔偿损失、书写道歉信，并确认被害人的处罚意愿。被害人如果是旅行者，一旦回国就很难联系，因此初期速度直接影响结果。此外，还应把在日本的身元引受、回国后的生活安排、防止再犯的具体措施整理成书面材料提交检察官。日文的道歉信，应当通过翻译用本人自己的话写成；照搬模板再翻译，读的人是看得出来的。

与家属的联系和领事通报

刚被逮捕时，本人无法自由与家属联系。一旦被禁止接见，与辩护人以外的人会面、通信都会受限。即便如此，辩护人仍可以会见，因此向家属传话、衔接必要手续，都要通过辩护人进行。另外，外国人被逮捕时，只要本人提出请求，就有向领事机关通报的机制。旅行途中发生的案件，护照多半已被扣押，机票改签与住宿安排也需要同时处理。建议尽早与辩护人一起排出先后顺序。

被害人是游客时，赔偿要抢时间

景区案件的被害人多半是旅行者，几天之后就离开日本。一旦回国，联系方式往往只剩下一个邮箱或者社交账号，赔偿谈判会变得极其困难。因此在这类案件中，速度本身就是辩护内容：尽早通过侦查机关询问被害人是否愿意接受联系，准备好可以立即支付的资金，把道歉信与赔偿一并送出。被害人不愿意直接接触时，可以委托辩护人转交，或者办理提存。汇款时保留凭据，并请对方以书面写明已受领与处罚意见。这些材料在决定是否起诉之前送到检察官手中，才有意义。

另外，两名当事人若委托同一位辩护人，一旦双方主张出现对立，就会产生利益冲突而无法继续代理。共犯案件中分别委托辩护人，通常更为稳妥，这一点在最初委托时就应当确认清楚。

最后说一点关于时间感的事。在中文圈的想象里，“说清楚就能出去”是很自然的期待；但在日本，是否释放取决于程序上的判断，而不是解释是否充分。与其反复向侦查人员解释，不如把力气用在准备身元引受、赔偿与住处这些能够改变判断基础的事情上。这一点，家属往往比当事人更容易做到。

日本語版：観光地でのスリの現行犯。認めた人と否認した人で処分が分かれる理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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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松村大介律师。第二东京律师会所属，登录号码５９０７７。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。以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案件（退去强制、在留特别许可、监理措施、在留资格取消）为主要执业领域，长期承办中文圈当事人的委托。

本文为一般法律制度介绍，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。实际判断请咨询律师。文中记载以撰写时点的法令与统计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