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裁判员审判中，翻译质量会直接左右事实认定

日本的刑事审判由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搭建。当被告人不以日语为母语时，全部内容都要穿过“翻译”这层膜。膜薄，法庭的判断基本能准确抵达；膜厚，事实认定本身就会偏移。在裁判员审判（由普通市民与职业法官共同审理的制度）中尤其如此，因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的市民，靠在法庭上听到的话形成心证。本文梳理翻译会在哪些环节影响结论，以及辩护人、本人与家属该做什么。

什么样的案件属于裁判员审判

２０２５年１２月５日发生、同月８日由Record China与朝日电视台报道的案件中，在千叶县夷隅市一家玻璃制品制造公司，一名中国籍男性（３９岁）在面谈中用刀具多次刺伤５８岁的女性员工，该女性死亡。该人系因杀人嫌疑被逮捕，尚未起诉、亦未确定有罪，被疑人享有无罪推定。

这类造成重大后果的案件属于裁判员审判对象。裁判员审判集中开庭，重视法庭上的当庭问答而非书面材料。也就是说，当场被翻译出来的那句话，直接成为判断材料。

从统计看中文案件的位置

据令和７年版犯罪白书，令和６年需要翻译的被告人一审终局人数为４，６４９人，比上一年增加２０．７％，涉及４１种语言。按语种，越南语最多，为１，７９４人（３８．６％）；中文为７２６人（１５．６％），居第二位。常有人说“日本法庭上最多的外语是中文”，这并不准确，越南语约为中文的２．５倍。

这一数字的实务含义是：中文法庭翻译需求很大，但相对于案件增长，熟悉法律术语的翻译人未必充足。习惯处理专业用语的翻译人，与只有日常会话经验的人，在法庭上的精度差别很大。

翻译影响事实认定的具体场面

审判中争的往往不是动作本身，而是当时的认识；而认识只能靠语言表达。以下场面，译法之差会一路影响到结论。

• 有无杀意。“死了也无所谓”和“没有想过可能会死”，在中文里有时表述十分接近
• 计划性。“带过去”与“身上原来就有”，在日语里是时态与语态的区别，翻译时容易丢失
• 暴行样态。推、顶、拨开、甩开，在日语中会得到不同评价
• 悔意的表达。中文圈的道歉方式若直译，在日本法庭上可能听起来像在推卸
• 方言。若夹杂地方说法而非标准普通话，翻译人有可能没听懂就带过去了

裁判员只能通过被译成日语的话来认识被告人。译文冷硬，人就被当成冷漠的人；译文含糊，人就被当成不诚实的人。这不是被告人的人格问题，而是翻译精度问题。

翻译人的选任与事前准备

翻译人由法院选任。辩护人可以根据审理规模，请求配置两名以上翻译人轮换，因为长时间开庭时疲劳会直接反映为精度下降。在公判前整理程序阶段，事先统一案件中会出现的专业用语译法同样重要：凶器名称、受伤部位、医学用语、公司职务名称、生产工序术语，做成一份对照表由辩护人与翻译人共享，可以大幅减少法庭上的混乱。

被告人所讲中文的地域特征也应事先告知：籍贯、日常使用的语言、普通话熟练程度。不做确认就推进程序，往往到了法庭才暴露沟通问题，审理被迫中断。

发现误译时，如何留在记录里

误译如果当场不处理，事后等于没有发生。实务上的做法是：

• 在辩护席另行安排懂中文的人员，核对翻译人的译出
• 对译文有疑问时当场向审判长陈述，请求翻译人确认，并说明是哪一段问答
• 关键部分要求逐句直译；概括式翻译无法核对语气与细节
• 核对公判笔录记载，与实际问答不符的，提出异议
• 对侦查阶段的供述笔录，也要连同取调经过一起，把“中文原话是怎么说的”变成争点

关键在于当场提出。事后再说“那句翻错了”，没有记录就无法验证。翻译问题，只能在留下记录的范围内去争。

本人与家属能做的事

请转告本人：听不懂的时候，要有说“听不懂”的勇气。不理解翻译人的日语、抓不住问题的意思，都可以当场说出来，这是被告人的权利。若沉默地点头，这份沉默会作为同意留在记录里。

家属方面，请把本人的籍贯、使用的语言与方言、日语理解程度准确告诉辩护人。若要向法庭提交中文书信或者陈述书，翻译质量会左右印象，建议与辩护人商量后再定稿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应为被告人配置翻译，日本国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Ｂ公约第１４条第３款也保障当事人以其能理解的语言被告知被控事实、并获得翻译协助。这不是恩惠，而是权利。

日本語版：裁判員裁判では、通訳の質がそのまま事実認定を左右す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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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松村大介律师。第二东京律师会所属，登录号码５９０７７。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。以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案件（退去强制、在留特别许可、监理措施、在留资格取消）为主要执业领域，长期承办中文圈当事人的委托。

本文为一般法律制度介绍，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。实际判断请咨询律师。文中记载以撰写时点的法令与统计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