喝到断片、完全没有记忆：心神耗弱的主张与辩解笔录的两面性

“醒来人已经在警察署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。”在酒局引发的案件里，这句话非常常见。没有记忆，既可能成为争取减轻责任的线索，也会让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处于最危险的位置：因为不记得，所以笔录上写什么，他都无法说“不是这样”。本文先讲醉酒与责任能力的关系，再以“辩解笔录”为轴，说明记忆缺失的两面性。

札幌被报道的案件

据 livedoor news 转发的北海道当地电视台报道（２０２６年５月１７日至１８日），在札幌市中央区一家餐饮店，一名中国籍男性（２１岁）因抓住并拉扯４０岁男性店员的手臂，以暴行嫌疑被现行犯逮捕；报道称其被捕时处于烂醉状态。该人系因暴行嫌疑被逮捕，尚未起诉、亦未确定有罪，被疑人享有无罪推定。

行为本身只是抓住手臂拉扯，程度并不重，但依然以现行犯逮捕的方式进入刑事程序。而“被捕时烂醉”这一事实，会影响此后的整个流程。

喝醉了，能减轻多少责任

日本刑法上，因精神障碍而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或者按此辨别行动的能力，称为心神丧失，不予处罚；上述能力显著减退的，称为心神耗弱，减轻刑罚。

但在实务中，单纯因饮酒而被认定的情形非常有限。只是喝多了胆子变大、判断变松，通常被视为普通酩酊，不影响责任能力。真正成为争点的，是醉态超出一般范围、出现难以理解的异常举动的情形。而且，自己主动饮酒致醉这一点，本身也不容易朝减轻责任的方向发挥作用。

因此，把“喝醉了所以不记得”直接当作责任能力主张推出去，实务上并不划算。更现实的做法是，先把饮酒量与经过、当时行为的异常程度、以往醉酒时的表现、就医记录等事实堆起来，再判断是否经得起专业评价。

饮酒量要怎么证明

暴行案件不同于酒后驾车，通常没有血液或者呼气酒精浓度的检测数据，只能依靠间接材料。辩护人一般会收集：

• 餐饮店的账单、小票、信用卡消费明细，可以看出点单内容与时刻
• 同桌者的说明：几点开始一起喝、大致喝了多少
• 店内与路上的监控录像：走路状态、姿势、交谈情况都会客观留下
• 逮捕时警察的观察记录：酒气、面色、应答状况有时会被记载
• 既往饮酒史、戒酒经历、体检结果、就医记录

这些材料不只用于责任能力。它们同样是量刑情状的素材，用来说明事件的偶发性、没有惯常性，以及今后可以建立防止再犯的安排。

“没有记忆”的两面性

重点在这里。被逮捕后，被疑人会被给予辩解的机会，其内容记入“辩解录取书”（辩解笔录）。醉酒的人在这个环节最危险：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面对侦查人员提示的情节，手里没有任何否定的材料，结果笔录上可能留下“确实如此”之类的记载。

但同样是“没有记忆”这一事实，也可以用来质疑该笔录的可信性。一个当时没有记忆的人，不可能详细复述自己的动作；如果笔录里却排列着细致的描写，就有理由怀疑那不是本人的记忆，而是基于侦查人员已掌握的信息写成的。要在公判中打这一点，必须尽早准确记录：在哪个时点、还剩多少记忆。

所以辩护人第一次会见时必定确认的，就是本人记忆与他人转述之间的界线。这条界线一旦被后续笔录覆盖模糊，事后再想切分就很困难。

在调查中必须守住的三条

请家属转告本人三点：记不清的，就说记不清；无法判断侦查人员提示的内容是否正确时，就说无法判断；宣读的笔录与自己所说不一致时，不要签名。

中文当事人要经过翻译，核对会更花时间。即便被催促，这也是可以慢慢来的场面。在日本刑事程序中，一旦签名的笔录，事后极难推翻；越是在语言不通的状态下作成的书面，在公判中越可能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
家属可以准备的事

与酒有关的案件，能否拿出防止再犯的安排，对处分和量刑都有影响：今后如何回避饮酒场合、由谁监督、必要时是否打算前往专业医疗机构咨询，把这些写成书面提交。同时推进向被害人的道歉与赔偿。像抓住手臂拉扯这类样态，伤情通常不重，属于比较容易达成和解的类型。

还有一点：确认本人的在留资格。在留卡（日本的在留身份证件）是在家里，还是被警察保管。若持留学或者技术与人文知识及国际业务资格，还要考虑何时向学校或者公司说明。刑事处分尚未定型就先失去学籍或者雇用身份，会让后续入管程序更被动。

日本語版：泥酔していて記憶がない。心神耗弱の主張と、弁解録取書が持つ二つの意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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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松村大介律师。第二东京律师会所属，登录号码５９０７７。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。以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案件（退去强制、在留特别许可、监理措施、在留资格取消）为主要执业领域，长期承办中文圈当事人的委托。

本文为一般法律制度介绍，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。实际判断请咨询律师。文中记载以撰写时点的法令与统计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