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害人自己也被捕的案件，和解该怎么推进

能否达成和解，往往决定处分与量刑的走向。可是有一类案件，被害人自己因另一起案件被捕、正处于羁押之中：找不到联络方式，无法会见，甚至不知道对方肯不肯接受道歉。本文借一起被报道的案件，具体说明在这种看似走不通的局面下，辩护人实际会走哪几步。

被报道的事实

北国新闻、北日本新闻与ＫＮＢ北日本放送在２０２６年８月１７日至１８日报道：在富山县富山市，一名５８岁男性被夺走现金约２００万日元，三名中国籍男子因涉嫌抢劫（强盗）被逮捕，年龄在２０多岁至４０多岁之间。而被夺走钱款的这名男性本人，据报道也因涉嫌从一名７０多岁女性处骗取现金与金块、担任特殊诈骗的取款人（受子），另案以诈骗嫌疑被捕。以上均为逮捕阶段的报道，起诉与有罪均未确定，当事人享有无罪推定。

即使是诈骗所得，抢劫罪照样成立

「被抢走的钱，本来不就是他从老人那里骗来的吗」，这个疑问很自然。但财产犯罪保护的，并不只是财物最终应归谁所有的权利关系，还包括现实持有这一事实上的支配，即占有。哪怕手中的钱来自犯罪，只要以暴行或胁迫夺取，抢劫罪同样成立。被害人一方自身有问题这一情节，不影响罪名成立，只作为量刑上的一个因素被考虑。

抢劫罪的法定刑下限为５年以上有期拘禁刑，相当重；要争取全部缓刑，就须先经酌量减轻把刑降到３年以下。正因如此，围绕被害恢复所做的工作才格外重要。

被害人在押时，交涉从哪里开始

第一条路径，是通过承办检察官提出联络请求。辩护人向检察官表明有和解意愿，请其确认能否把联络方式转达给被害人。只有确认了被害人的意思，交涉的窗口才会打开。

第二条路径，是在被害人也有辩护人时，通过对方的辩护人交涉。被害人既然成为另一起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通常会有自己的辩护人。律师之间往来，不会被怀疑串供或毁灭证据，事情能够具体推进。

第三条路径，是通过被害人的亲属交涉。但在无法确认本人意思的状态下贸然联系，反而招致不信任，因此应当仅限于以确认本人意思为目的的联络。

无论走哪一条路径，都有一个共同前提：交涉必须由辩护人出面。被害人正在被羁押，意味着侦查机关对其接触极为敏感；由本案的家属直接找上门去，几乎必然被解读为妨碍侦查。此外，被害人如果对自己的案件保持沉默或正在争执，通常不愿在这个时点就赔偿问题表态，交涉往往需要等到其处分方向明朗之后。这段等待期里，把资金与道歉信准备妥当，才是有意义的做法。

对方拒收，或者联系不上时

被害人拒绝接受赔偿、或下落无法确认，在这一类案件中并不罕见。即便如此，仍有办法把「赔偿的意思与资金确实存在」这一点留在记录里。其一，是把赔偿款向法务局提存（日本法上的供托）。其二，是把无法交付给被害人的款项，作为赎罪捐款交给公益团体，并把收据提交给法院。两者都达不到和解成立的效果，但为恢复被害而采取过具体行动这一事实，会反映在量刑判断中。

在本案这样的结构里，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视角：如果被夺走的现金原本就是从高龄被害人处骗来的，那么那位老人才是实质上的被害人。视案情不同，表明愿意协助对其恢复损害的态度，可以成为呈现反省实质的一种方式。不过，这要等事实关系固定之后才可行，否则只会造成混乱，具体是否实行请交由辩护人判断。

对在留资格的影响

实刑刑期超过１年，即落入入管法２４条第４号中关于长期实刑的那一项所定的退去强制事由。全部缓刑已被该项排除，因此和解与赔偿的努力能否换来缓刑，直接关系到在留资格的存亡。据出入国管理统计（令和７年），以该项为单独理由发出退去强制令书的全国仅４１人，但中国籍连同与非法滞留并列的类型共４７人，占中国籍发付总数６８６人的约６．９％。

家属现在能做的事

首先，备好赔偿资金，随时可以支付。交涉窗口一旦打开而钱款尚未到位，机会就会错过；从中国汇款需要时间，宜提早准备。其次，不要直接联系被害人或其亲属。即使出于善意，接触也会被视为施压，在羁押与保释的判断上产生不利影响。

在此基础上，请收集能够呈现本人生活实态的材料：住所、工作单位、收入、家庭构成、在留卡与护照的下落。这些不仅是量刑材料，万一案件进入退去强制程序，也会用于在留特别许可的主张。若本人持基于活动的在留资格，长期羁押还会带来资格被取消的风险，应一并告知辩护人。

日本語版：被害者も逮捕された事件で、示談はどう進めるの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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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松村大介律师。第二东京律师会所属，登录号码５９０７７。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。以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案件（退去强制、在留特别许可、监理措施、在留资格取消）为主要执业领域，长期承办中文圈当事人的委托。

本文为一般法律制度介绍，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。实际判断请咨询律师。文中记载以撰写时点的法令与统计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