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先准备凶器这一事实，会被用作计划性的证据

翻阅共犯案件的卷宗，最容易成为量刑分水岭的，往往是「凶器由谁、在什么时候准备」这一点。凶器的准备不仅显示危险性，还会往回把共谋成立的时点固定住。本文写给正处在「本人说自己并不知道有凶器」这种处境中的家属，说明这种主张会被如何对待，又该拿什么去争。

被报道案件的轮廓

时事通信社２０２６年６月２日报道：在东京都中央区银座路上，装有高级腕表出售款２１８５万日元的纸袋被夺，被害人被电击器抵住并受伤约需两周治疗，三名中国籍男女因涉嫌抢劫致伤被逮捕。起诉与有罪均未确定，当事人享有无罪推定。报道并未说明凶器由谁准备、何时取得。以下是这一类型中普遍出现的结构性说明。

准备凶器的三重含义

第一，是计划性的佐证。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事先备好工具，这一事实显示作案周密，会把量刑推高。第二，是对暴力程度的预设。准备了什么，会让人推测打算行使到何种程度的力量。第三，也是实务上最重的一点，是共谋的时点。若被认为取得凶器时已有作案合意，共谋的成立时点就会回溯到那一刻，准备阶段的一切都被纳入全体共犯的责任范围。

这三重含义会连锁发生作用。计划性一旦被认定，「一时糊涂」这类酌情理由就很难被采纳；共谋时点一旦被前移，连事前的踩点、租车、购买手套等行为，都会被算作共同实行的一部分。结果是，即便本人当天只做了很小的动作，其量刑起点也会被抬高。

反过来说，把凶器的取得时间与途径梳理清楚，就直接等于在限缩共谋的范围。

「凶器不是我带来的」这一主张能否成立

共同正犯的责任以共谋范围为限，若使用凶器不在共谋内容之内，就没有理由对该结果负责。因此对携带者以外的共犯而言，是否预见到会使用凶器，就成为正面争点。

但法院不会仅凭「我不知道」这句话就改变判断。作案前是否谈到过凶器；在集合地点有无机会看到凶器；作案过程中是否在认识到使用的情况下继续行动；事后是否参与处理凶器。法院通常从这些外在情形认定至少存在默示的认可。尤其是目睹使用之后仍参与逃逸与分赃的经过，很容易被评价为事后追认。

那么，究竟拿什么去争

支撑争点的是客观材料。凶器的购买记录或配送记录，可以确定取得的时间与主体。把案发前的往来记录按时间轴排开，就能看出有没有出现凶器话题、话题在谁与谁之间流转。位置信息则能呈现集合时刻与各人的动线。

此外，如果原本的计划是另一回事，例如只是把放在那里的行李拿走，却在当天临场演变为施加暴力，就有余地主张共谋内容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落差。这种主张，只有在供述前后一致并有客观材料印证时才有力量。讯问初期若作出含糊的陈述，事后要推翻并不容易，因此尽早与辩护人充分沟通具有决定意义。

另外，讯问是通过翻译进行的。中文里「知道」与「想到过」「觉得可能」之间的差别很微妙，一旦被译成日语并写进笔录，语气往往被拉向更强的一端，从而变成承认预见的证据。签名之前，请让侦查人员把笔录逐句宣读，凡是与自己说的话有出入的地方，都应当要求订正；订正被拒绝时，可以拒绝签名。这一点请尽早通过辩护人转告本人。

对量刑与在留资格的影响

一旦计划性被认定，量刑就会明显向重的方向移动。而实刑刑期超过１年，即落入入管法２４条第４号中关于长期实刑的那一项所定的退去强制事由；全部缓刑已被该项排除，所以分岔点在于是否实刑、实刑是否超过１年。据出入国管理统计（令和７年），以该项为单独理由发出退去强制令书的全国仅４１人，但中国籍连同与非法滞留并列的类型共４７人，占中国籍发付总数的比率高于其他主要国籍。

想请家属配合的事

关于凶器的事实，家属最好不要试图直接向本人打听，也不要向共犯的家属打听后再转告。被附加接见禁止时本来就无法会见；即便通过书信提及，也可能被怀疑串供，进而影响羁押与保释的判断。事实确认请交给辩护人。希望家属去做的，是收集能够呈现本人生活状况的材料：来日经过、在日本的工作与收入、房租与税款的缴纳、母国的家庭构成。这些既用于量刑，也会在日后申请在留特别许可时，成为证明本人定着性的基础材料。若本人持技能实习、留学等基于活动的在留资格，长期羁押还可能引发在留资格被取消的问题，请一并向辩护人说明本人的资格种类与在留期限。

日本語版：凶器を用意していた事実は、計画性の証拠として使われ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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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

松村大介律师。第二东京律师会所属，登录号码５９０７７。舟渡国际法律事务所。以外国人刑事辩护与入管案件（退去强制、在留特别许可、监理措施、在留资格取消）为主要执业领域，长期承办中文圈当事人的委托。

本文为一般法律制度介绍，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意见。实际判断请咨询律师。文中记载以撰写时点的法令与统计为准。